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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学生课本中删除鲁迅文章的事，这里也说几句。鲁迅的文章就应当在学生教材里删除，因为鲁迅太尖刻了，他的眼力太锐敏了：他把阶级的对立说的那么具体，又那么深刻，不单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还有现实性的意义，在他那个时代使许多达官貴人看着就不顺眼，必欲除之而没有做到。现在时代变了，还不赶快把他除掉!把鲁迅的文章从学生教材里删除，这还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批判鲁迅及其当年的“左联”们，他们太左了，是极左思潮的推动者。假定说马克思是从理论上证明了过去的社会都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那么鲁迅及其“左联”们就是以文学的形式描述了过去的社会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这样的观点，在不讲阶级的社会里恺能容他？
说鲁迅及其“左联”们太左了，还由于过去他们总是制造阶级对立，把本来没有的东西说的活灵活现，比如过去被人们捧为经典的《白毛女》《半夜鸡叫》《红色娘子军》泥塑《收租院》等等，就是制造阶级对立的典型。根本没有的事，就硬描写的那么真实，那么深入人心。
像白毛女根本就没有这个人，那来的《白毛女》的故事？真实的黄世仁实际是个“黄大善人”；周扒皮的原型“系今大连瓦房店阎店乡一个姓邹的地主，据当地老人说，他虽然有小地主刻薄、吝啬的通病，但没听说过半夜鸡叫的事情。” 历史上的刘文彩与泥塑作品《收租院》中的刘文彩也不是一回事，真实的刘文彩虽然“算不上什么好人，”但也绝不是那么坏，他曾“慷慨兴学、济困扶危、”“修建了文彩中学，其教育规模当时在四川地区乃至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逢年过节都要对贫困人家走访和接济……”南霸天是教师世家出身，他的孙子还活着，说南霸天在世的时候，还没有组建红色娘子军呢。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态、自然选择的结果。” 自然形成的东西，怎么能人为地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过去在极左思想的推动下不仅编造了许多阶级对立的故事，而且把真实的历史也歪曲了。比如国人都骂的卖国贼李鸿章、袁世凯，他们卖国是事实，可那也是无奈之举，那时中国没有能力与日本对抗，不签订“马关条约”，不答应人家的21条要求又怎么办呢？何况，他们还干过不少好事，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练的就是近代的军事，中国的巡警就是从袁世凯开始的，他也提倡发展实业等等。只说人家卖国的那一面，“遮蔽”人家的功绩至少是不全面的。总之，把李鸿章、袁世凯骂成臭不可闻的卖国贼是极左的表现。这些极左的表现都应当给予清算。
现代的改革，就是要改变过去那种平均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首先从经济制度上改革是对的。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他们占有的社会财富也应该不一样。可是在极左思想的控制下，公有制就不让精英们各尽所能，就把他们死死束缚在那个窄小的圈子里，不让他们施展才技，所以那时物质财富才极度贫乏，不得不靠票证制度维持平均主义的生活。
自从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以后，尤其改变了经营方式以后，把原先公有制名下的财产交给个人以后，也就是把公有制变为私有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精英们就如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十八般兵刃都使用了起来，所以人们碗里的肉就多了，马路上跑的车也多了，房子还变大了……至于出现了弱势群体……也好办，立法保护私有制，使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其名下的财产通过法律保护起来，省得那些失去生产资料的人心里老是不舒服，谁要是觊觎人家的私人财产，就给谁法律上的颜色看看。
自从把公有制变为私有制以后，人们手里的钱就多起来了，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人们才真正懂得了钱的意义。过去人们只知道钱可以买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不知道钱也能买不是东西的东西，在实践中更懂得了钱可以撬动任何表面纹丝不动的东西。钱才是真正神圣的，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杠杆。
经济基础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必然也必须改变，其中包括道德观念。假定说一项新技术的发明会首先使用到军事上，那么道德观念上的转变就会首先表现在人们对待性的态度上。法律取消了“同奸”的说法，“同居”又属于个人稳私，坊间是不能过问的，果然没人过问了。于是“洗头房”、“按摩室”充斥了大街小巷，一些演员也在众目睽睽的舞台上毫无顾忌地表演他们过去只敢在阴暗角落里表现的动作，并由此招来了一些看客为他们的勇敢拍巴掌。有巴掌就有钱，别的就不用管了。只是苦了公安部门：要让目击者、知情者证明点材料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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