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知识分子的“鬼迷心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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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我随父亲去参加一位百岁老人的葬礼，他是我父亲的中学老师，生于1915年，按我们老家的规矩，记龄记虚岁，那就是100岁了。父亲说，这是他第三次带我见这位老人了。但我对父亲说的第一次见面毫无所记。倒是第二次，也就是1982年那次跟老人的见面记忆深刻；也是那一次，我与老人进行了一次虽然短暂、但却刻骨铭心的交谈。
　　父亲介绍说，老人1937年正读大学三年级时投奔了延安，那年他22岁。1949年建立新政权后，曾在省教育厅做过一段时间的处长。1954年，因卷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而受到严厉批判，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老婆被勒令离婚（据说是某位高官早就垂涎他的妻子的美貌）。他本人戴着“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帽子，流放到我们这个县城的初级中学教书。不久，席卷全国的反右派运动又使他成了斗争对象。那年父亲刚读初一，他说，那时候他们太年轻，不太懂事，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名曰辩论、实则不让对方回嘴的辱骂，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反正就见每天不分昼夜的让这位“混进革命队伍”的老反革命头戴高帽、嘴衔稻草站在台上，全校师生围着喊叫、吐吐沫。
　　反右斗争结束后，这位老师尽管多了一顶“右派”头衔，但依然还在教书。直到1959年冬。父亲说，他那年已是初三，再过一学期就要毕业考高中。可是，就在寒假前两个星期，突然传来他们的语文老师，也就是那个“反革命”加“右派”被公安局抓去了，罪名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一回没有在学校开批斗会，也没有事先搞大字报批判，就直接抓走了。父亲说他那年因为语文成绩不佳没能考上高中，就跟这个关键时刻老师被抓走了有关。
　　后来传达的案情是，这位“反革命”、“右派”，早在延安的时候就曾在彭德怀的手下工作过，而他不久前也确实给在延安时期就很熟悉的曾姓省委书记写过一封信，反映大跃进的问题。
　　这就很顺理成章了，他被投进了监狱！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的从被捕到服刑都只有口头宣布，没有履行任何司法程序当然也就没有判决书，甚至连到底判刑多少年也没人告诉过！
　　也算这位“老反革命”老师的运气不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政坛风云诡谲，1962年初，曾姓省委书记一夜之间被打到了，换上了新的李姓省委书记。大概是为了证明前任书记所做的事情尽皆有错，李姓书记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因言“大跃进”获罪的人们尽数平反！ 父亲说他就是在老师被释放的时候带着三岁的我第一次去见的老人家。
　　李姓省委书记以此获得“李青天”之称。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位“李青天”书记也是好景不长：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举就将“青天”变成了暗无天日。于是乎，从“李青天”开始的大大小小的各路牛鬼蛇神统统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按当时的说法，还得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父亲的这位顶着几顶帽子的老师在经历了无数的揪斗批判后再次被投入监狱，当然，同样是没有判决书，没有服刑时限。
　　直到1982年春，67岁的老人再次出狱；他孓然一身，唯一的儿子早在1969年就无法承受无休止的游斗而自杀死了。父亲和他的几个同学带着我在省城的一个临时居所见到了他。他的学生们一个个泪流满面，但老人却神色平淡，甚至没有说什么话。当得知作为他的学生的儿子，我已经22岁，并且即将大学毕业，他的瘦削的脸一下子变得阳光起来，略有点浑浊的双眼平视着前方，像是自语，又像是对我说话：“22岁，大学就要毕业，是个好年华啊”！
　　我知道老人这是想到了自己的22岁，想到了自己的大学即将毕业的选择。对这个充满理想又几乎终生罹难的老人，实在是太多的好奇，太多的不解。大概是因为年轻，我不知天高地厚的向老人提了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
　　“你们当年在国统区的时候，可以自由地写文章、拍电影，批评甚至责骂政府，调侃甚至丑化高官；也可以随心所欲地举行集会，慷慨激昂地宣扬自己的政治理念和理想。可是，你们却认为这个不自由、不光明。相反，你们把投奔延安称之为‘奔赴自由、奔赴光明’；而现实是，你们到了延安，不要说自由集会、自主办报纸写文章，就是放个屁，没有领导同意，没有组织批准，你们敢吗？可你们居然把这个称为‘自由’，这太让我们这些晚来者不可思议了，也给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无以解答的谜团，难道你们脑袋都进水了吗”？
　　面对我犀利的问题，老人的脸上没什么大的变化，他静默了一小会，依然喃喃地似自语又似回答我：“鬼迷心窍”！
　　鬼迷心窍！石破天惊的世纪答案！
　　也许是常年的监狱生活，使老人的身体有了特别的免疫功能；他的不算幸福却也不再苦难的晚年显得格外漫长。如今，他去了，他会给他的早他几十年而去的儿子怎样的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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