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女被强奸事件：还有多少“灰色宾馆”在暗处[09大史记]

朝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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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进入：天涯势力之大史记事件篇(第二轮)长久以来，“上访”这一词条在主流媒体领域是绝对的禁区，2009年8月4日凌晨的一起强奸案将这一禁区撕开了一条小缝。安徽籍女访民李蕊蕊被专门用于拘禁上访者的宾馆“看守”强暴，即便如此，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中也只是隐晦地贴上了一个“灰色宾馆”的标签，其实际用途却讳莫如深。
　　作为中国最基本的民意表达制度，在特定历史时期，信访制度是党政机关与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传播法律、联系群众、防止矛盾激化、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都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时期下社会矛盾的累加与转移，这一本着“为民解难”初衷的良性制度逐渐成了各地访民既敬且怕的尴尬“法规”——敬其有可能助己解决问题，怕其给自己贴上“非法上访”的标签而打入另类。
　　
　　中国人骨子里都有“清官意识”，在遭遇制度不公和行政腐败之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向上级部门申诉，由村落而乡镇，由乡镇而县市，由县市而省委，在穷尽一切行政、司法救济途径之后，抱着对中央政府的最后一线希望，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到北京上访，以期解决问题。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有些人绕过中间环节，直接向最高级行政机关寻求解决问题的捷径，李蕊蕊便是其中的代表者。
　　
　　因为觉得遭到了同学的欺侮和老师的怠慢，这个被《南都周刊》认为是一个“孩子气的冲动”成了21岁的李蕊蕊到北京上访的理由。她到了北京，并游览了天安门广场，因一个自己也无法解释的举动——在遭到警察询问之后，突然翻过栅栏，进入了天安门广场东侧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大会堂院内——被富有经验的天安门广场警察判断出“上访者”的身份。随后，她被自称为安徽阜阳驻京办的工作人员接走，送往一个叫“聚源宾馆”的地方，并在此遭到看守人员的强暴。
　　
　　考究报道此事件的媒体诸细节，不难发现，这个叫“聚源宾馆”的地方便是拘禁上访者的“黑监狱”，而其看守则是各地方政府派出的“接访”（或者毋宁说是“截访”）工作人员。所谓“接访（截访）”，无疑是个极富中国特色的词汇——中央政府要求各地方政府在当地解决访民的问题，不许将上访者推向北京，并以此作为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目标。于是，各省派出大批人员赴京，在各个上访机关门口“堵截”并“接走”本省的上访者，在“接走”到“护送”回原籍的这一过渡时间，总得找个地方看住这些“不安分”的访民，于是，类似“聚源宾馆”这样以专门拘禁上访者为业的“灰色宾馆”便应运而生了。
　　
　　从媒体报道细节可以还原部分“聚源宾馆”内上访者的生活常态：这个被“接访”工作人员称为“管吃管住，解决问题”的地方，漫说饮食和居住环境的恶劣，稍有不顺即遭看守的辱骂殴打也是家常便饭。由于“接访”人员害怕他们的违法行为被曝光——上访者都是在国家信访局或者最高法院等信访部门正常上访时被“接访”工作人员带来，并不具备合法性——访民与外界的联系也被中断，再加上虎视眈眈、动辄打骂的看守人员，网民形象地称之为“黑监狱”也并不为过。这样连人身自由也不能得到保障的“黑监狱”，在访民身上发生何等匪夷所思的人身侵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吊诡的是，维系这一非法行为运作的经济基础竟来源于全体纳税人——各地方政府都有数目不等的专项资金预算用于“接访”和“截访”。这其间包括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以及“护送”访民回籍的交通费用，当然，也包括与“聚源宾馆”之类“黑监狱”特殊的“业务往来”——《南都周刊》的报道中援引一位访民的话说：“宾馆从地方政府手中接待每一个访民收取100元，一年收的钱可能上百万。”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一非法现象的存在，我们每个人都是被动的附逆为恶者，当然，也包括正被拘禁着的访民。这是件多么富有黑色幽默的事儿啊！
　　
　　李蕊蕊被强暴事件的曝光揭开了“黑监狱”的冰山一角，但还有更多的访民或者见识或者耳闻过这个“管吃管住，解决问题”的地方，总是千方百计地逃避“接访”人员的“截访”，甚至一度在北京城南永定门附近形成访民聚居的“上访村”。在这个阳光照不进来的黑暗角落，他们日复一日地一边躲避“接访”人员的“截访”，一边徘徊在各信访部门的门口，在勉力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同时以求“清官”的出现——即在最高信访机构留下自己的记录，以候批示。而批示无非也就是再往下层层批转，最后大多又转到被控诉者的手中，制度的受害者又能否再依托制度来求得公平和公正呢？
　　
　　大多数情况下，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访民都会选择再一次进京上访，而为地方政绩着想的“接访”人员也会不遗余力地奔波在“截访”第一线，如此循环往复，终至形成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的“躲猫猫”。而访民在这场漫长的“马拉松”里身心俱伤——本是满怀希望而来，不想现实的残酷却让他日渐绝望——长此以往，是极易引发极端事件的——去年奥运期间不是就有访民刺杀外国游客的新闻吗？
　　
　　显而易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传统的信访制度不仅早已失效，而且弊端丛生，并导致基层、地方人民群众与政府的矛盾开始向中央集中……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样的信访制度下，李蕊蕊的事件绝非孤例，正如死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下的孙志刚也不是孤例。然而，六年前孙志刚的死换来了这一盛行二十余年的恶法的废除，如今，李蕊蕊被强暴事件的曝光又能否让早已严重脱离时代发展的信访制度发生改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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